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王镜宇、林德韧）CBA联赛自2020-2021赛季开始实施工资帽制度。CBA联盟运动员发展总裁张弛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对这项新规进行了解读。
俱乐部入不敷出 投资人推动“限薪”
CBA工资帽制度的出台，与CBA联盟和各俱乐部寻求财务健康和均衡发展有直接关系。有俱乐部高管透露，目前CBA俱乐部几乎都入不敷出，每年亏损数千万元的不在少数。与此同时，CBA各俱乐部的本土球员薪金支出很不均衡。张弛告诉记者，本土球员工资支出最多和最少的俱乐部的薪金总额比在5:1左右，CBA联盟希望通过工资帽等措施在未来几年让这个比率达到3:1左右相对合理的区间。
据张弛介绍，在2017年8月举行的CBA公司财务及薪酬委员会会议上，有关限薪和注册转会制度的改革成为重要议题。与会的俱乐部投资人和总经理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设置工资帽、鼓励各俱乐部自主培养年轻球员、推出球员标准合同、扩大球员交流方式等工作，并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
标准合同为工资帽做铺垫
张弛告诉记者，在2020-2021赛季之前的3个赛季，CBA联盟一直在为工资帽的推出做准备，其中标准合同的使用是重要一环。
“第一个准备就是合同标准化，以前各个俱乐部与球员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很统一，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希望用一份合同涵盖目前CBA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工资等各种关系，”张弛说。
2018-2019赛季，CBA开始测试标准合同，2019-2020赛季全面试行。在此基础上，相对成熟的2020-2021赛季CBA联赛球员注册、报名管理规定得以推出并实施。虽然下赛季还会有微调，但合同标准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CBA2020版国内球员标准合同共分为五个类别，分别是新秀合同（又细分为A1、A2两种）、保护合同（B类）、常规合同（C类）、顶薪合同（D类）、老将合同（E类）。其中，俱乐部自行培养球员签A1类合同，选秀进入CBA的球员签A2类合同。值得一提的是，E类合同（老将合同）是为34岁以上或在单个俱乐部累计注册12个赛季以上且年满32岁的球员所设，每个俱乐部最多只能有两人签署老将合同，其基本工资不计入工资帽上限。
张弛说，球员分级是标准合同的第一大特色，它是根据目前联赛现状、综合了俱乐部投资人的意见后制定的。标准合同的第二个特色是培养费条款，其初衷是鼓励更多俱乐部培养年轻球员、遏止本土球员薪酬过快增长。张弛举例说，李原宇最早是从广东队转会到江苏队，在江苏队期间获得了较多的出场时间，能力和身价都得到了提升。当李原宇从江苏队转会四川队的时候，江苏队有权主张由四川队向其支付一次性的培养费，标准为李原宇在江苏队效力期间的平均年薪。
“设置培养费条款，是希望让球员流出的球队有所补偿，这样可以让球员的流动性更强，”张弛说。
标准合同的第三个特色是加强了对俱乐部、运动员的保障和争议解决的路径，其中包括CBA球员合同保障险、合同买断条款等。
累计注册制撬动球员流动性
新赛季开始之前的本土球员流动是近年来最活跃的一次，其中涉及可兰白克、范子铭、李慕豪、于德豪、西热力江、高诗岩、俞长栋等热门球员。张弛说，转会市场的火热除了跟工资帽的推出有关之外，也得益于新推出的累计注册制。
“以前是集体注册，一个队伍必须把所有人的材料收齐了才能办理，这给球员流动的操作带来了一些实际困难。从今年开始，可以有一个注册一个，而且注册之后还可以继续交易、转会，范子铭就是这种情况，这就给了俱乐部更大的操作空间。”
除了增强注册灵活性之外，今年CBA联盟还丰富了球员交易的形式和筹码。除了转会之外，可以租借、互换、认领（自由球员）。同时，选秀权、顶薪合同独家签约权、外援优先续约权等都可以用作交易的筹码，这也是今年转会市场比较活跃的一个原因。
CBA特色工资帽初试莺啼
经过各方面的准备，CBA联盟在新赛季开始实施工资帽制度。张弛强调，CBA的工资帽与NBA的工资帽在核心理念上有很大区别。NBA工资帽与所有俱乐部的篮球相关收入（BRI)总额直接相关，这个总额乘以一个比例（目前是44.74%）再除以30（30支队伍）就是各队的工资帽。然而，CBA俱乐部的收入来源和构成与NBA有很大不同，篮球相关收入难以准确界定和统计。因此，CBA新赛季工资帽的产生是基于对2019-2020赛季各俱乐部本土球员工资支出的统计数字，算出来平均值是3200万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CBA俱乐部的投资人商定上下浮动额均为1200万元人民币。2020-2021赛季CBA各俱乐部本土球员工资支出的上限为4400万元，下限为2000万元，超出或者不足的部分则需要按25%的费率向CBA联盟缴纳调节费。
“CBA有自己的发展现状，没法完全照搬国外做法。我们只能从支出端出发，满足投资人和中国篮协对于限薪的要求，”张弛说。
除了本土球员薪金支出这个“大帽”之外，CBA还同时设立了绩效工资帽、奖金帽和外援工资帽，其中CBA冠军球队的奖金限额为2000万元。一直以来，针对外援的“军备竞赛”也是推高CBA俱乐部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2021赛季，CBA的外援工资帽为700万美元。不管一个俱乐部与几名外援签约，其包括奖金在内的总支出应不超过这个数字。
张弛表示，未来几个赛季，3200万这个基本工资帽数额(A）预计会保持稳定，而上浮(X)和下浮（Y）的数额可能会微调。
根据现行的工资帽制度，CBA联赛中本土球员顶薪的上限为3200万乘以25%，即税前800万元人民币。但是，在工资帽推出之前，有些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薪金数额超出了这个数字。为平稳过渡，采用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解决方式。联盟认可还在合同有效期内的老合同，但是新签订的合同必须严格执行对顶薪的限制。
“阴阳合同”能否根除？
张弛说，今年是CBA工资帽制度的元年，执行效果还有待检验。一方面，像新疆队今年流出的球员较多，上海队将李根交易到北控，都与俱乐部清理薪金空间有一定关系。到联赛注册期截止，只有个别俱乐部的薪金总额超出了4400万人民币的上限。另一方面，各俱乐部是否会严格执行工资帽制度？可能存在的“阴阳合同”现象是否会消失？现在还难下定论。CBA俱乐部会接受联盟的抽签核查，如果在赛季结束后被发现有不诚信的行为将接受处罚，轻则警告，重则取消俱乐部注册资格。
“我们目前的工资帽体系与理想状态比还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完成好这件事，”张弛说。“首先，这件事是俱乐部的普遍共识。第二，我们希望通过规范化的薪酬管理，逐步管理好运动员、家长和身边人的预期。联赛是一个共生关系，多方利益需要平衡。如果球员在联赛中表现出色，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他还能从商业赞助等方面获得收益。我们也希望俱乐部除了靠资金投入之外，也通过俱乐部文化建设、硬软件环境等吸引球员长期效力。”
张弛承认，目前的工资帽体系肯定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现在关于俱乐部顶薪合同的界定，只要在本俱乐部工资排在前三位的合同就算是顶薪合同，有可能出现A俱乐部的“顶薪”与B俱乐部的“顶薪”相差甚远的情况，也有球员对此提出了一些意见。CBA联盟将根据各方反馈，在今后进一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