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2月15日电(卞立群)“1994年，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在第40位左右。26年后的今天，中国足球跌落至75位。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分别有将近15至20年缺席各级世界大赛。”
“金元足球侵蚀着健康足球的躯体，中国俱乐部平均投入是J联赛的三倍多、K联赛的十倍多。这些数字触目惊心，我们难道良心已死吗？”在14日举行的中国足协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足协主席陈戌源的发言引人沉思。
或许乍一看这番言辞有些激烈，但结合着近些年金元盛行、泡沫化严重，已然是空中楼阁的国内职业足球联赛来说，这更像是悬崖勒马时的呼喊，是对所有关心和从事中国足球的人们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足球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刻。
其实中国足球历来都不缺少变化，每年都变，每隔几年还会来一次大变。每年的新政各不相同，其中有不符合足球规律的决策，也有针对性极强且行之有效的改革。但效果如何，其中多数，现状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次加强版的限薪以及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算是近年来中国足协力度相对比较大的改革，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和转折意义的。
比如限薪方面，中国足协规定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不得超过税前500万元，平均年薪不得超过税前300万元，外援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欧元。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人民币。这对于近些年动辄十几亿甚至更多支出的中超俱乐部来说，是极大的减负。
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方面，中国足协规定名称不得含有俱乐部股东、股东关联方或实际控制人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名称等，新的俱乐部名应该健康文明，体现地域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俱乐部理念。
回头看，在2018年，中国足协就曾推出“四大帽”政策，对于俱乐部支出、投资额、亏损额和球员薪酬加以限制。在2019年，足协曾提出各俱乐部需在2021赛季开始之前完成名称中性化改革。
所以与其说这次加强版限薪和俱乐部中性化名称是新政，更不如说是之前新政的延续以及具体执行，如今是走到了新政实施的节点上。从这一点说，今年的新政以及去年对于国内球员税前顶薪1000万元的新政，都是具有延续性的，通过慢刹车的方式，将中国足球从金元之路上驶出。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比如如今正在脱离的金元足球，虽然国内各俱乐部付出了大量资金，也让中国足球形成了“虚火”，但的确换来了不少人气，让球迷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大牌球星。广州恒大两夺亚冠冠军，则是俱乐部层面在洲际赛场为中国足球取得的突破。
这次足协新政同样存在两面，一方面限薪会产生大牌球员陆续离开的局面，另一方面俱乐部在更名之后，也难免会出现不习惯的情况，球队和球迷从情感上短时间难以接受，这些都是改革之下必然经历的阵痛。
但阵痛之中，也不可否认中国足协新政的大方向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通过降薪降低成本，通过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来作为联赛职业化、俱乐部商业化的新起点。
再结合前不久中国足协颁布的青训大纲，中国足球的方向其实很明确，就是节源、开流和发展青训。
其实类似的思路早在甲A时代就已经存在，但一路走来，中国足球似乎一直抱着侥幸心理，在经历了取消升降级让路国足类似这种极为短视和功利的政策，以及金元时代非理性、寻求走捷径的一系列折腾之后，青黄不接的中国足球才终于有望回到最为实用的路上。
从诸如“俱乐部采取弄虚作假、故意隐瞒等方式与球员签订‘阴阳合同’或违规发放薪酬，一经查出，即剥夺该俱乐部当赛季比赛成绩并在下一年度降级至低一级别联赛；对涉事球员处以禁赛24个月的处罚”等极其严厉的措施可以看出，主管部门决心之大和力度之猛，可谓空前。
但愿这是中国足球走上正轨的开端，而不是若干年之后推倒重来之时，人们回忆里的又一次徒劳无益。中国足球之前定下的各种规矩其实不少，但有了规矩更重在落实。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要不要到处开口子、讲例外？会不会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没有“大不能倒”、“法不责众”的隐忧？一切还有待外界的观察，更需要外界的督促。
同样在12月14日，《中国足协青训大纲》北京之外的第一场宣讲会在武汉拉开帷幕，足协副主席高洪波说，教练员需要重视人才培养，而不是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追求或者最高追求。我们很欣慰的看到，对基层工作的夯实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足球抛弃功利心，才能有机会让人看到更多希望。
但是也别忘了去看看抽中上签却依旧在40强赛里挣扎的国足、奥预赛三战全负小组垫底的国奥、时隔26年无缘亚青赛的国青、没通过亚少赛预赛的国少吧……形势仍然很严峻，处在低潮中的中国足球需要一砖一瓦的实干，才能改变落后面貌。有了规矩，更要落实，少些空谈，多些耕耘，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有未来可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