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李静林 懒熊体育
苏州奥体中心，中超历史上第一次赛会制决赛的对阵双方出炉。广州恒大战胜北京国安，与早一步进入决赛的江苏苏宁会师，双方也都获得了下赛季亚冠的参赛资格。
与苏州相隔超过1000公里外的大连，在金州体育场和大连人足球青训基地两块球场上，保级大战也进入到最后时刻。青岛黄海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点球大战，上岸成功；而另一支“升班马”石家庄永昌，则要与武汉卓尔进行一番殊死较量了。
苏州与大连，这两座南北城市因为“中超”紧紧连在了一起，在2020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赛区主场。对于两座城市来说这是第一次，对于中超公司、俱乐部、球员、酒店管理人员等也同样是第一次。或许，就像两座城市的“争冠”与“保级”承载的任务不同（夺冠时的欢腾与降级后残酷的现实），这两座城市对中国足球以及中超来说，也是一次真实的冰与火之旅。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人把约一千人封闭在一个地方待近三个月。”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对懒熊体育说：“办赛对后勤、场馆、训练场和赛区压力非常大。”
在接受采访时，中超赛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尽管董铮看上去胸有成竹、语速很快，但在苏州蓝区酒店会议室里两个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字提醒着他以及团队，只要最后的赛事还没有完全结束，他紧张的神经就不能松弛下来，任何一个细节都像警钟一样向他敲来——比如说，第一阶段开始前，华夏幸福球员高拉特与球迷握手，这再正常不过的球员与球迷互动行为，甚至以往也都是各方所极力支持的，但在此时却从“球员没有意识、工作不够到位、安保要求不够”去反思与重新调整。
需要调整的肯定不仅仅是董铮一个人。那些在场上拼搏的球员们，也都得面对长时间跟家人分别的煎熬，能够让他们调剂的就是封闭赛区的一些娱乐项目消遣。“上午健身房，下午训练，其他时间就用手机跟家人聊天，或者找去巴西的队友屋里闲谈。可干的事很少。”国安外援比埃拉（Jonathan Viera Ramos）接受西班牙媒体《阿斯报》时说。
“接到中超入驻的任务，准备周期很短。一个月都不到的准备时间。”苏州太美香谷里酒店副总经理汤惠红对懒熊体育体育说：“（酒店）员工封闭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酒店大堂，2020赛季中超标语醒目地悬着，整个酒店充满着中超元素。
不过，尽管封闭考验巨大，但令汤惠红欣慰的是，原本因为新冠肺炎导致酒店春节期间经营损失惨重，而正是中超球队的入驻让酒店之前遭受的损失都弥补回来了。除了要招待好这些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足球大牌们，怎么让自己酒店的员工适应这特殊的生活也是一个难题。“工作之余，客房部阿姨组织广场舞；年轻人打羽毛球、乒乓球；另外，在宿舍提供书籍，尽量增加他们的业余生活。”汤惠红说。
各个环节都在围绕中超顺利进行而有序推进，尤其是跟苏州不同，另一个赛区大连在赛事前夕还伴有新的疫情发生。在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中超能够顺利举办可能已经是不少人的最高目标了。如果再加上之前16支球队外援们漂洋过海、使出浑身解数才来到中国，更显示出各种局面的复杂性。在新冠疫情面前，一场小小的足球比赛竟然交织了这么多的冷与暖、冰与火。
当然，跟封闭赛区不同的是，在赛区之外，苏州这座具有近2500年历史的古城，在疫情防控方面也很快取得效果，这座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城市同时也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7月份左右我们就在苏州开了新店，苏州的市场不错，人效很高。”东方启明星CEO靳星对懒熊体育说，在北京二次疫情发生时，他们率先在苏州开设了新店。而长期扎根苏州的创业者江苏苏奥体育CEO崔傲雪也同样表达了这个观点，以路跑赛事为主要业务的她，正利用苏州各方面的政策、环境等优势迎来发展。
“现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理事长王建军对懒熊体育说：“有了去年（昆山FC与苏州东吴进入中甲）的铺垫，加上中超在这里办，引燃了苏州的足球氛围。”
不可停摆的商业
尽管这可能是最特殊又充满艰难的一个中超赛季，但对足球产业链上的组织与个体来说又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是人类尤其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最好一个体现——世界终究不能停摆。
这次一周左右的采访也同样如此。在懒熊体育记者所住的那栋酒店公寓，也入驻了山东鲁能与上海申花的球员。好几次，在电梯里碰见王大雷、山东外援费莱尼（Marouane Fellaini）、上海申花外援莫雷诺（Giovanni Moreno）等球员，但跟往常不同，这些球员看起来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就像大家不是封闭在酒店的一个区域，而是飘在大海中央的一条游轮。大家需要踢比赛，需要健身，也会拿起手机跟家人互动，谁都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漫长时间里，这条游轮会载着大家驶向彼岸、走到赛季终点。
▲苏州蓝区酒店旁的训练场。
面对各种问题，为了使这次比赛能够顺利进行，针对大连与苏州两个赛区中国足协派遣了七八十人，将福特宝、中超公司、足协三个部门打通。“今年办赛模式与以往完全不同，颠覆了职业联赛的办赛模式。”中超总经理董铮对懒熊体育说，“这次其实已经没有部门概念了。”
这些要解决与面对的问题林林总总。比如，天津泰达要包场去看电影《八佰》，需要设置专门的独立电梯与通道；一天要800多公斤的冰块，球队有冰浴的习惯；还有专门成立的快递小组等，从早晨8点到晚上12点三班倒。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但面对今年受疫情影响商业化方面减少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跟民营企业不同，中超公司并不是盈利性机构，这家由足协占股36%，各俱乐部分别占股4%的机构，每年的收入除10%的足协授权费外，都要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俱乐部。当然，今年本应上缴的10%授权费已作为足协花销用在了赛区。至于各俱乐部赛季末的分红，将势必出现减少。
实际上，中超公司的收入大头来自转播费用和赞助商，然而面对这个几乎没有观众，赛程缩水的特殊赛季，收入减少自是必然。董铮告诉懒熊体育，这赛季中超公司的收入，与赛程缩水的幅度近似——1/3。
当然，收入减少，是2020年世界足坛面临的最大难题。今年6月，据《每日邮报》报道，英足总受疫情影响，损失将达到7500万英镑（约合6.6亿人民币），如果观众持续不能进场，这一数字可能会飙升到2亿英镑（约合17亿人民币）。为此，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职业体育联盟，不得不裁员15%，并计划向政府贷款。
疫情一下子冻结了足球世界，即便中国更早恢复了秩序，但寒潮既降，很难不被波及。版权，是最早冒头的不安定因素。英超先与PP体育解约，又被腾讯1000万美元（约合6713万人民币）低价抄底，让原版权方PP体育蒙受损失的同时，自身版权价值也在中国遭遇舆论滑坡。市场震荡之下，中超成为市场上最受关注的版权，也是各方必须要守住的阵地。
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版权方和中超公司也感受到了震动，董铮告诉懒熊体育，中超公司对版权方的难处感同身受，双方在沟通之下，已经达成一些初步的调整意向，希望彼此能共渡难关。“中国足协不光考虑收入问题，还希望中国足球得到更好的传播。”董铮说。
此外，中超公司和赞助商之间也进行了重新谈判。赛程缩水意味着赞助商的露出机会减少，中超公司与各赞助商，大体按照赛程缩水的比例，签订了补充协议，在原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了缩减。不过董铮说，补充协议只针对2020赛季，一旦联赛恢复正常，双方依然按照原合约执行。
▲球场边，增设了第二排LED广告。
与此同时，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每个球场边都增设了一排LED广告板，目的是尽可能地给赞助商更多曝光。中超还与俱乐部达成一致，继续按照往常的广告牌时间分配方式——中超公司55分钟，俱乐部35分钟，展示广告。此举对于完全失去主场比赛的16支球队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损失。
在目前的条件下，中超能做的似乎只有尽可能增加赞助商的曝光程度。而在封闭赛季没有主客场的情况下，一些过去希望重点开拓城市市场的赞助商可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中超，CBA等赛事都同样如此。
一位中超的赞助商告诉懒熊体育，在中超开始到10月份，他们很少做赛场之外的相关营销，因为今年“拿不准”，但从11月份开始，也就是中超接近尾声冠军接近出来时，他们会围绕中超进行一轮新的营销与传播。这或许是今年很多赞助商的心态，在资金与话题都受限制的情况下，并不急着进行铺天盖地的投放——都把目标放在了下一个赛季。
还未结束，但已开始
距离今年的中超落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11月12日，冠军与降级的球队就在苏州与大连诞生，这两座城市也会有一些冰与火的味道。不过，现在已经保级安全上岸与淘汰退出夺冠的球队在进行排名赛时，也被媒体与球迷认为是尴尬的“鸡肋比赛”：一个赛季只赢一场的天津泰达就能保级、一个赛季只赢两场的河南建业就可保级、一个赛季只赢三场的广州富力也可保级……而在完成保级后，天津泰达的三名外援外援艾哈迈多夫（Odil Akhmedov）和巴斯蒂安斯（Felix Bastians）离开赛区，而苏亚雷斯（Tiquinho Soares）有伤进行休息，另外两名主力赵宏略和荣昊也不上场比赛。这种情况并不是天津泰达一家，包括大连人的头号球星龙东（José Salomón Rondón）在完成保级后也第一时间就离开球队，而那些夺冠无望保级又无忧的球队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这有些尴尬的一幕。
显然，中超的争议与批评从未少过。对于未来，16岁的中超（前身为1989年的甲A）还有很多可以优化改进的地方，比如赛程、赛制、裁判、商业化等。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完美”看上去是一个奢侈品。也正是因为特殊，很多人在今年也有机会观看到了联赛要靠点球决胜负的情况。但不管怎样，对一部分人来说（完成保级与夺冠无望），这个漫长封闭的赛季可能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开始展望新的开始——尽管比赛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个赛季我已经把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我们队友都知道我们经历了很多特殊的事情，所以现在能让笑容重新回到我的脸上，我感觉非常开心。”在完成保级后，河南建业球员周定洋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而在此前，他声称在长达八个月与家人分别的时间，是他之前所未经历的。
目前还未保级成功的“升班马”石家庄永昌还在大连厮杀，原本今年在河北正定投入超30亿元的场馆可以通过中超赛事来拉拢周边经济的计划要暂缓一缓了；跟石家庄永昌一样，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佳兆业本可以通过足球来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也需要等一等（深圳已保级成功）。
而对于一些已经完成了保级任务的球队，后面的赛程也变得毫无压力了。如果说中超是一场考试，对于那些“菜鸟”俱乐部来说，如何考试及格找到生存之道才是关键，而这特殊的一年想必给了他们一次非凡的体验——跟保级经验老道的天津去学经验，还是保持球队的青春风暴与真我，这会是一个特殊的思考。
关于未来，从竞技到商业层面，中超也一直设法突破。“体育产业相对保守，如果再不拥抱互联网，将会永远停留在‘朝阳’阶段。”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对懒熊体育说，他希望中超通过天猫等合作进行尝试。
从2018年开始，中超俱乐部确实跟天猫合作的频率加大，包括啤酒等周边消费产品。不过，目前这些周边产品以及互联网的尝试所获得的回报相对俱乐部动辄超10亿的投入，还是有些杯水车薪。从这个角度来说，俱乐部在重视等方面就不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在商业化开发一直走在前面的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俱乐部今年在没有主客场的情况下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过去，广州恒大因为球星多、成绩高商业开发相对容易，北京国安与上海申花都因为历史悠久、忠实的球迷群体庞大而有更多纵横的尝试。但在，没有主客场的情况下都得进行一些调整。
以上海申花为例，在今年的7月9日他们新成立了“申蓝湃”品牌，跟申花品牌聚焦在体育竞技领域不同，申蓝湃主要聚焦于商业化领域，主要附属三个功能：1。传统的商务开发与商业运营；2。以申花俱乐部的商业为基础，做一些周边、衍生商品实物开发；3。为俱乐部提供辅助的球员、球队服务，其他商业与生产领域的服务。
▲申蓝湃Logo。
“（今年成立）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申蓝湃品牌一位负责人对懒熊体育说，“中超整体投入从以前的漫天撒钱到现在的逐步收紧，中超、协会都在呼吁理性投入，所以这是必然性；疫情之后，比赛组织停顿很久，也留给俱乐部高层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偶然。”
申蓝湃现在拥有一个20人团队。在特许商品层面，申蓝湃突破了传统的鞋帽产品和体育用品领域，推出了队长袖标、鞋盒商品等泛潮流的产品。广告投放也在不断拓展新路，甚至，之前很少合作的餐饮企业，也在今年进行了合作。对于明年，这位负责人说：“（明年）需要看新赛季中超额定的商业权益，以及疫情控制等因素。目前还没有定论，还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实际上，不仅是上海申花，我们在西安采访的陕西长安竞技俱乐部在今年特殊赛季也进行了新的尝试，组织大量球迷到“主场”西安为遥远的赛区球队加油呐喊，尽管跟之前现场观看比赛相比差距很大，但这是与赞助商以及商业机构能够互动的方式之一。
显然，在新冠肺炎没有彻底结束之前，中超以及体育产业的从业者们还需要克服的东西很多，这也是考验我们运营与商业化能力最好的时候。当然，扛过了今年，中国足球也会迎来一些利好的消息。借助2023年亚洲杯举办的东风，中国在各地兴建了一批专业足球场。“如果这些世界级的专业球场交由俱乐部运营，将把他们的商业开发、比赛日收入带入新的水平。”董铮说。
现在，广州恒大已经公布了新球场的建设方案；历史悠久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在2020年被拆迁，开启了为期三年的重建；未来属于上海上港的浦东足球场，已接近完工。这些新的足球地标，承载了中国足球产业革新的期望。
当然，作为2023年亚洲杯举办地之一的苏州，已经将目标定为“未来拥有一支中超球队”，趁着这次中超在苏州举办，也使苏州经历了一次足球的洗礼。“苏州经济好，不乏有能力投入的企业。中超的到来点燃了苏州足球的热情，加上2023年亚洲杯也要在苏州举办，未来苏州足球将会迎来井喷发展的时段。”王建军对懒熊体育说。
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关于足球的特殊时刻。两座城市，连着16支球队，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赛会制比赛，既有对冠军的无限追求，也有不得不面对最后降级的无奈。懒熊体育在苏州的采访中，多数人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尽管赛区内各项服务都很好，但近三个月的封闭，还是挺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