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贝克足球
持续逾百天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已经在新科冠军江苏苏宁易购的金花焰火中翩然落幕。
喧闹非凡，也映卷万千。
这是十六年中超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赛季，不仅仅因为它淬生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事业中，也因为它是去年8月刚刚上任的中国足协新班子——自2015年国务院颁布《足改方案》以来所调整的第一届非体制内领导集体——所统帅部署的第一届完整的中超联赛。
可以说，2020赛季的中超，以及由中超前期的第一阶段作为试验田而牵引的中甲、中乙联赛的举办，是陈戌源班子任上的第一个大考。
“中国足协应该尽全力去把联赛办好，让这次联赛能让老百姓看到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希望……这次考试必须合格。考试不合格，那证明中国足协无能。”
这是大幕落下后，陈戌源如释重负的自白。
距离他领衔的新班子上任已超过400天，伴随着成绩，也夹杂着争议，回望过去一赛季难度巨大的赛会制2020中超的圆满举办，这一任的新足协，你给打几分？
1。
早在春天时，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的陈主席第一次直接告诉了外界：2020赛季，赛会制！
所有人都知道赛会制对赞助商权益、球队球员生理心理考验（折磨）、球迷观赛限制和管理成本（时间、经济、人力）这些因素的损饬消耗有多大。
但是对于管理者而言，本年度的一切工作考量都要让位于一个硬性指标：常态化防疫管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协同苏州、大连两个赛区工作组，通过包下整座酒店和划定活动蓝区的方式，将中超锁死成了一个孤岛。
事实证明，对比欧洲反复无常、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发酵的足坛新冠事故（苏亚雷斯、伊布、C罗、萨拉赫这样的巨星都无法幸免），中国联赛在顺应体制的大环境下，成为了2020年世界足坛的“防疫标杆”。
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职业联赛这并非“孤岛”，而是沙漠中的绿洲。
这一年，极多效力中超的外援、外教都在不同阶段表达了对中国行政方面和中国足协人士其防疫成效的认可。
尤其是外援们赛季初期入境中国参赛有多么困难，赛季中期和后期，他们反而就有多么的钦佩。
这样的管控管理能力，结合着7月底大连还短暂爆发过小小的生鲜新冠危机、但大连赛区的比赛秩序丝毫没有受到波及的事实——从大局而论，中国足协在世界舞台上做到了为中国足球树立良好形象的任务。
据《天津日报》的消息，中超联赛今年的防疫措施完成地非常出色，亚冠接下来的小组赛阶段借鉴了中超的经验，而德甲和英超等联赛也纷纷向中超取经。
2。
由于疫情的因素，边境管控空前严格，本赛季的中超没有在看到诸如马日奇、克拉滕伯格等欧洲顶级裁判的身影。
所以其实在赛季初足协方面宣布本赛季的裁判队伍将启用“全华班”时，外界就已经提出了疑虑。
因而，裁判成为本季联赛的舆论热点，可能从根子上便是注定的。
需要看到，接下来数年，中国本土将迎来多项洲际大赛：世俱杯、亚运会、亚洲杯，这些本土举办的比赛都对中国出产优秀裁判提出了需求、要求，这也摆到了足协工作的桌面，无法回避。
本赛季中超第一阶段的112场比赛，裁判未在赛后成为焦点的场次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比赛的赛后裁判都是讨论的对象。
虽然俱乐部采用申诉的极端手段不可能更改比赛的判罚以及结果，但仍然有多支球队冒着被足协“穿小鞋”的危险进行申诉：包括了大连人、泰达、申花、深足、国安、恒大、永昌等球队，就针对裁判关键性的判罚向足协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国安、深足和泰达等队还不止一次进行申诉。
如此之多的球队向足协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意味着裁判问题确实有着不足之处。
但是我们看到，到第二阶段时，即便是最高舞台的总决赛，中国足协也派遣了本土裁判石祯禄吹罚了恒大和苏宁的首回合；即便是马宁遭受着严苛的“VAR瞎指挥”闹剧，足协依然第一时间决定派遣他吹罚万众瞩目的上海德比次回合。
“我们一开始就把裁判工作作为今年联赛重中之重，在裁判进驻蓝区前专门进行了一周的集中学习。以前联赛关键场次都请外裁吹，这些本土裁判对规则的理解，对业务水平的提高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事实不能回避。”
陈戌源并未否认本土吹哨人的水平问题，但从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高度，“以赛育人”，同样刻不容缓。
从足协的角度，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根据调查，截止2019年12月，中国足协下属44个会员协会共有持证裁判员仅20685人，内蒙古足协（2316人）和江苏足协（1360人）分列省级前两位。
而在全国范围内，广东清远足协（253人）和河北唐山足协（210人）的持证裁判数分列所有市级足协的前两名。
在中国足协下属的44个协会中，竟有多达10个省级足协和2个重点城市足协举办的裁判员培训班仅开设1-2期，完全不符合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培训章程；更有两个省级协会在2018年未举办裁判员培训班，新增裁判员人数为零！
血淋淋的现实，作为管理部门，对比欧洲、亚洲各国的裁判体量，我国精英裁判的培养任务确实相当之重。
因而，“花钱请马日奇、请克拉滕伯格”固然轻飘飘一句话，足协也并不差几万元的接待费用，但是从长远考虑，中超舞台必须要有土哨的参与。
且从现实评判，第二阶段的上港vs申花、国安vs恒大等重头戏，本土裁判组，从主裁到助理裁判到VAR，严格来说发挥得并不算差。
就培育土哨的角度，本赛季中国足协的决心值得褒奖，但同时需要注意和警惕的，是刨除出足协的因素，裁判圈子自身存在一定的抱团倾向和行业圈子互惠现象，这也会滋生难以控制的不公正。
这一点，近年来已经近乎同裁判圈撕破脸的山东鲁能，以及鲁能球迷的“常态化查论文”所引发的舆论风浪，都需要中国足协谨慎审视。
3。
2020赛季中超联赛在开幕前，还有一个热烈的讨论点、也是衡量足协新班子“施政方向”的问题，就是外援及归化球员数量的控制。
最终，外援政策如期调整为“上4、报5、注6、累计7”，即每家俱乐部外籍球员注册人数最多为6名，报名最多5名，每场比赛同时上场最多4名，全年累计7名。
而备受关注的无血缘归化，则被控制在注册报名1人/赛季。
这一政策尽管还是在某一阶段引发了像申花主帅崔康熙“干脆冠军颁给恒大好了”的吐槽，但是可以看到，陈戌源为首的领导集体还是最大程度的对归化垄断进行了限制了，防止了出现某一家坐拥人数过于恐怖的无血缘归化兵团数量的现象。
这种乱象自然是前任班子遗留的祸事，但新班子兜底性的政策调整仍然在现实层面直接促成了高拉特和阿兰被迫离开恒大，一定意义上也为江苏苏宁这样的没有归化球员的“清流党”的崛起，埋下了正向的伏笔。
如果高拉特和阿兰全部注册，那么恒大或将在首发阵容里摆出最多“九外援”的五颜六色的强悍阵容——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艾克森、费南多、洛国富、高拉特、阿兰、蒋光太——那么冠军之争，也许就没有11月12日苏州奥体那般的精彩了。
4。
回看历史，中国足协自1955年成立以来，共经历5位主席：黄中、李凤楼、袁伟民、年维泗和蔡振华。
黄中任期为1955年~1979年；
李凤楼任期为1979年~1985年，同期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务委员；
袁伟民任期为1986年~1988年和1992年到2014年，同期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年维泗任期为1988年~1992年；
蔡振华任期为2014年~2019年，先后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可能很多人会问：韦迪、南勇、谢亚龙或阎世铎呢？
就像范志毅曾在镜头前吐槽的“一届一届‘足协主席’换了多少个了？换汤不换药啊……”
然而这都不对。
由于中国足球曾长期处于国家体委和国家体育总局的管制之下，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也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上提到的几位虽然均是足协的实权人物，但并非‘足协主席’。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叫做“足管中心主任”和“足协专职副主席”。而那位隐藏在他们背后的‘足协主席’，实际是袁伟民，他也是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从1985年的“5·19”、1986年的亚运会，到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2001年的韩日世界杯十强赛，袁伟民为中国足球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也数次隐退又出山，在多次危难关头拯救了起起伏伏的国家队与足协。
因此，直到2014年在香河大会上当选新一届足协主席的蔡振华，中国足协才算进入了新篇章。
无一例外，包括蔡振华在内的5位足协主席，都带有浓郁的体育总局的委派、空降色彩。
因而相较之他们，去年8月21日在足协换届大会上上任的陈戌源，不仅在足球身份上一身轻松（没有体育总局挂职负担）同时还因为背负着来自最高层的力量倾注，他的改革权限近乎无上限，如手握“组建幕府”即人事权的尚方宝剑。
当下，可以看到陈戌源班子的改革步伐从今年冬春时进入激进阶段，除了进一步深化落实限薪令等投资帽的新政，叫停无血缘归化、限制李铁国家队每期归化人数（4人/期）这带有“戊戌味儿”的举措，也被搬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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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足协班子全新的执委会，除了1名主席（陈戌源）、3位副主席（杜兆才、高洪波、孙雯）、1名秘书长（刘奕）之外，还有30人，人数创历届足代会新高（此前最高为第9届时的26人）。
陈戌源架构下的逾卅名额，包括社会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教育系统人员，还有俱乐部代表。这表明了新足协的开放程度和专业性。
但是一个细节惹人注目：在去年换届会后的大合照中，坐镇“C位”依然不是新官走马的陈戌源，而是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
这也给旧制势力在此之前匆忙落停的艾克森、费南多、洛国富等无血缘归化项目，埋下了无法阻挡的伏笔。
作为妥协的结果，最终在去年9月国足做客马尔代夫的40强赛时，埃尔克森还是变成了“艾克森”、并披上中国队队服，且一直延续到李铁时代，成为了一枚拔不掉的政治楔子。
哪怕本赛季的中超，艾克森没有一粒运动战进球。
跋。
逾2亿人民币的总成本，两大赛区共33784人次的核酸检测，最终决赛达到将近1万人的入场观众规模……
从防控疫情的管理和基本保证赛制公平的前提下，新一届足协班子配合着超过千人的赛区工作人员合力打造了一季特殊的中超联赛，并以此为龙头带动了中甲和中乙的顺利“复工”。
打分标准自有同异，如赛制的合理与否依旧有探讨空间（第一阶段积分带不带入第二阶段），又如困扰着管理也影响着竞赛的裁判群体圈子文化的闹剧，这些都是中国足协需要去解决的或是当下现实、或是历史遗留的难题，它们仍然影响着公众对管理部门的观感。
“联赛开始之前，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确保、两个力求（力求整个赛事健康、有序，力求联赛公平、精彩，确保联赛中不发生一起疫情感染事件），现在来看也总体达到了目标。要我对联赛做一个概括性总结的话，有两句话，一是体现了在我国的防疫形势下，体育产业复工复产，足球作为标志性项目复工复产，顺利推进，对展现我们国家的大国形象，展现中国人民抗疫的信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作用；二是中国足球人没有辜负老百姓对中国足球的期待，大家从俱乐部也好、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包括社会各界，大家都为复赛倾注了很多精力，保证了整个联赛的顺当进行。”
在2021赛季大概率继续启用赛会制的背景下，本赛季的一系列宏观调控和具体编排，都会成为下赛季中国联赛进一步优化的经验，陈戌源以上的总结很具参考价值。
期待未竟的超甲附加赛和中乙联赛，能够为处在中国这个世界疫情风暴中的净土的足球事业，实现完满的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