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昨天是一个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2021赛季相关的敏感日子，因为昨天17：00前，从中超往下细数的各级职业俱乐部，需要按要求向中国足协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否则将不能完成新赛季注册工作。虽然中国足协在昨天晚些时候并没有对外发布“到底谁没交表”的准确信息，但是，中超、中甲、中乙全部俱乐部，及中冠前四名俱乐部中，包括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在内，一些俱乐部完成这项“规定动作”到底有多艰难，实际上外界已经有所了解。也许，这件事中国足协审时度势，会以一定方式进行适当的协调变通，但是举步维艰的俱乐部越来越多，对比中国足协说过不止一次的“各级联赛扩军”理想，会令人感觉，自从1994年推动职业化改革以来，已经走到第28个年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成了一个“怪异的存在”，围绕着它，一小部分人在一厢情愿，一大部分人在一筹莫展。
投资职业足球，钱就不是钱了？
山东淄博是世界公认的古代足球发祥地，“蹴鞠”带给淄博骄傲，单凭想象，就感觉有光芒穿越历史而来。上赛季，淄博蹴鞠队升入中甲，曾被认为“再好不过”，终于让当代中国足球在这项运动“梦开始的地方”有了新的意义，而淄博蹴鞠俱乐部也喊出了“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口号。然而，话音还没落地，他们现在却面临着“假如没有重大转机，就要做解散打算”的风险，其中没有多复杂的原因，就是缺钱。
诚然，中国足协为了限制畸形投资，保证联赛安全运转，已经给俱乐部明确了“投资帽”，比如中超俱乐部单赛季投资上限为6亿元人民币，中甲俱乐部单赛季投资上限为2亿元人民币，可这个投入水准，相当于是在看到“金元足球”十年，越来越多俱乐部要被拖垮的危险后，一个亡羊补牢式的“急刹车”，换句话说，哪怕没有这些强制要求，相当比例的俱乐部赛季投资预算，也根本达不到这一数字，在俱乐部自身造血机能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前提下，投资人曾经的万丈豪情被粉碎了，他们投资操作的实际可能性被碾压了，这就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现状。
假如对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投入状况作简单的回顾，恐怕很多人会感觉触目惊心。1994年是“甲A元年”，当时的12家顶级联赛俱乐部，平均年投入不到1000万元人民币。随后的“甲A十年”，尽管整体投入水准不断被抬高，但是也基本维持在年投入3000万元人民币能“活命”、投入5000万元人民币算过得很“壕”的状态。而那个阶段，职业足球很火爆，曝光率很高，球队的冠名、胸前广告等“不愁卖”，俱乐部靠这些经营收入，已经能够冲抵半数投入，基本可以不太吃力地正常运转。
职业联赛在2004年进入“中超时代”后，由一些财力雄厚的俱乐部“攀比”外教、外援开始，年投入的“高点”逐渐突破了亿元关口并且节节攀升，2011年恒大升入中超，俱乐部年投入近7亿元人民币，彻底拉开了“金元足球”的序幕，随后很快形成了一个比拼投入的俱乐部小群体，最“疯狂”的2015年到2018年那几年，有俱乐部曾单个赛季投入了近30亿元人民币，而那个阶段，突破5000万欧元转会费的外援、突破1亿元人民币转会费的内援比比皆是。同样是那个阶段，球迷们的内心也是纠结的，一边为能在家门口看到国际大牌球星而兴奋，一边感叹中国足球这样下去，既挤压了国内球员的发展空间，又必然走向投资崩盘的末路。
可能会有人把职业联赛当下的窘境“怪罪”到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头上，但是多一份冷静和客观就会知道，当方方面面都觉得“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钱就不是钱了”的时候，职业联赛这件事，基本也就“不是个事儿”了。
千差有路，怎样才能活下去？
有人曾经为广州恒大俱乐部简单算过一笔账，截至2020赛季，他们的“中超十年”，总投入超过了150亿元人民币，而另一个普遍的认知是，疫情之前的2018、2019赛季，要想比较稳定地在中超立足，俱乐部的年投入，几乎不能低于8亿元人民币，所谓“大道无门，千差有路”，在赤裸裸的投资比拼面前，也赤裸裸地败下阵来。可与之相对应的却是，2018赛季进行中，包括广州恒大俱乐部在内的中超12家俱乐部投资人，联合署名了一份《关于加快成立中超职业足球联盟的建议》的文件，希望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彻底退出联赛管理、职业联赛彻底市场化。可以说，这些俱乐部一边搞着“花钱竞赛”，一边也在谋求改变。
这份文件的核心愿景有三点：第一是中国足协一直在中超公司占有36%的股份，拥有话事权，这样不合理，中超联盟成立，中国足协不再占有联盟的股份；第二是努力让中超联盟赚钱，比如计划2022年实现1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2024年收入增加到150亿元人民币，用收入“反哺”俱乐部，优化联赛生存环境；第三是“节流”，逐步让投资趋于理性，降低教练、球员工资在俱乐部投入中的占比。必须承认，理想很丰满，只不过这个理想，目前还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而且很多规划，通过目前中国足协的操作就能看出，会在现实中遇到很大的问题。
甲A时代曾经有一个球员的糗事流传甚广，说的是他从一家俱乐部转会到另一家俱乐部，拿到了一笔30万元人民币的签字费，装在一个大背包里坐飞机背回家，心惊肉跳怕有不测，候机的时候联系了机场方面寻求特别关照，在飞机上也紧张到一路抱着包不撒手，总而言之，一副“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的模样。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一家俱乐部不再有当初为了立足而砸重金“抢人”的需要，却依然要为旗下所谓的国内顶级球员，想方设法把税后收入累加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时候，是否投资人的内心也会满满的负能量，感觉这样下去不行？
不光是感觉不行，实际也不行。目前的中超俱乐部运行，内外援的转会费和球员、教练的薪酬是绝对的“大头儿”，普遍超过总投入的70%，而在职业联赛体系成熟的欧洲，有一个共识是，假如一家俱乐部薪酬支出占到总支出的60%，那基本就等于这家俱乐部要濒临破产了。2018年，国内曾有一家财力雄厚的著名企业动心投资足球俱乐部，结果被他们的项目分析团队在董事会上强行叫停，理由是体育产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但足球产业环境不理想，投资和回报严重不成正比。
怎样才能使足球环境理想起来？或者说怎样才能逐渐修复中国足球积累的千疮百孔？中国足协所说的“壮士断腕”，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从中性名到投入的“四大帽”规定，时机、火候是否成熟有待商榷，换句话说，既然是市场行为，也许交给市场痛到极致去自发改变、主动改变，才更理性和合理。
本报记者顾颖
